01地缘冲突叠加逆全球化蔓延，全球供应链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2022年以来，疫情还未结束，俄乌冲突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一度飙升至4.35的高点，汽车作为产业链高度协同的全球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多个汽车企业因供应链不稳定影响生产和销售。很多汽车企业开始基于当前形势重新审视和评估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是否安全，比如，核心供应链企业处于某种突发事件的高风险地区，这些供应链企业在未来某个事件驱动下，有可能发生供应中断的问题，影响整车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此前，汽车企业在供应链布局时会优先考虑效率和经济性，新形势下，基于供应链安全的思考也将成为汽车供应链选择的重要前置要素。

02拜登政府《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过，对车规级芯片供给安全产生新影响
　　美国总统拜登2022年8月9日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该法案对美本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并要求任何接受美方补贴的公司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芯片，美国的这些逆全球化举动对全球供应链稳定产生新的冲击。法案提出拨款527亿美元鼓励半导体企业在美研制芯片，向半导体行业提供25%的投资税负抵免优惠并提供2000多亿美元的科研资金。要求任何接受美国政府资金的芯片企业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他们研发的技术，要求接受该法案芯片基金补贴的半导体公司10年内不得在中国建设或扩建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厂。《芯片和科学法案》的通过，将使现有全球芯片供应格局变的更加不稳定，我国当前汽车产业正处于电动化和智能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高算力车规级芯片需求将快速增长。美国单边挑起的逆全球化进程将给芯片产业带来新的压力。
　　半导体行业投资巨大，仅建造一个新工厂就要花费约200亿美元，因此这笔527亿美元补贴的吸引力或许难达预期，根据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的数据，在美国开设一家新的芯片工厂所需成本约比亚洲高30%-50%。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该法案将在未来10年内使政府预算赤字增加793亿美元，将进一步恶化美国通胀形势。

03地缘冲突影响下，全球汽车供应链将发生深刻变革
　　地缘冲突影响对于供应链影响是相对短暂的，但是其加速了全球供应链重塑的步伐，全球汽车供应链将发生深刻变革。今后全球供应链将呈现出多轨化、区域化和数字化三大发展趋势。
（1）多轨化
　　供应链管理的目标将从聚焦成本、效率到兼顾安全、敏捷，这意味着供应链管理需要牺牲部分成本、效率，用一定的冗余度和分散度换取安全性和稳健性，从而获得从意外事件中快速恢复的能力，目前国际供应商纷纷在国内建厂、整车企业采用多轨供应商体系均为了减少损失，分摊风险。
（2）区域化
　　运费维持在相对高位，供应链区域化趋势增强，中国汽车产业链集中程度增加，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链及原材料聚集产业链聚集将进一步集中，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向外迁移。
（3）数字化
　　数字化技术正在重塑供应链形态。一方面，数字化令供应链管理形态从线状向网状转变，汽车供应链体系连接更加紧密，供应链链长变短；另一方面，数字化或将导致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数字化提升劳动生产力并降低劳动力成本在比较优势中的重要性，而这一方面让中国更多保留产业链的核心部分、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则抑制其他发展中国家发挥其劳动力成本优势，更难重复中国过去的发展道路。

04我国部分零部件面临供应安全问题
　　受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局势以及电动化、智能化等多元因素的影响，2022年汽车产业链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加，车规级芯片、汽车软件等核心零部件关键技术有待突破，国内汽车行业仍面临“缺芯少魂”的供应链安全问题。
　　车规级芯片领域，我国在封装测试和芯片设计等方面已具备一定的竞争力，但从原材料、研发生产工具、生产设备到制造工艺等环节，与国外企业仍存较大差距。整车制造中95%的前装芯片依赖进口，80%的后装依赖进口，其中动力系统、底盘控制和ADAS等关键芯片均被国外巨头垄断。现有半导体企业、Tier1供应商、整车厂已形成较强的供应链绑定关系，加之车规级芯片认证和导入测试周期长的特点，国内车企基于成本及风险控制角度出发，芯片选择上偏向保守，整体对新进企业构成了行业壁垒。虽然有地平线、黑芝麻等国内供应商打入整车供应体系，但国产芯片上车应用的牵引力仍显不足，缺乏技术迭代升级的上车应用机会。汽车软件领域，“新四化”增加了车辆对电子电气和软件组织的依赖程度，加之跨产业融合趋势的深入，导致汽车软件供应链日益复杂。目前，国内智能汽车软件产业链虽已逐步建立，也有头部企业华为基于鸿蒙OS打造智能座舱HOS、智能驾驶AOS和智能车控VOS三大操作系统，但操作系统整体仍未实现自主可控，尤其是基础操系统整体仍被外国企业垄断，QNX+Linux+Android占到基础操作系统市场市场份额的80%左右。

05供应链安全、可控的发展建议
　　过去，汽车产业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出精益化生产的特点。成熟整车企业的供应链企业往往布局全球，在技术高度密集地区做产品开发，在低生产成本地区做产品制造，在市场规模大的地区做产品销售，通过零库存、全球化合作等方式寻求低成本和高效率。
　　除去疫情的影响，我国汽车产业链仍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全球性的灾害以及地缘政治等影响因素需要被考虑，整车企业不再一味的追求成本压控，产业链的安全问题得到了新一轮的审视。产品生产的本地化、多地产能建设、增加库存储备等都是目前产业链应对安全挑战的有效措施。
　　同时，中国的汽车产业链也迎来了新的机遇。目前我国已经成功控制住新冠疫情。由于产业安全的需求，外国企业对我国汽车产业链产品的采购会大幅增加。这对于国内相关领域的新兴企业发展构成利好，为我国汽车芯片及关键材料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十四五”期间国内的汽车产业可以抓住产业链安全升级带来的新机遇，通过打破国外出口限制和突破技术封锁多措并举，着重围绕半导体芯片、高精度元器件、高端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系统等“卡脖子”领域，打通产业链断点、堵点，构建完整、安全、高效的汽车供应链体系。
　　首先要打破行业边界，通过推动多学科融合创新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打破原有的产业界限，从根本上解决行业垄断、部门分割的问题，推动融合创新。着力推动汽车产业与基础材料工业、软件产业、加工制造业、电子工业等多学科、跨领域合作，弥补跨学科交叉领域的技术空白，协同创新，共同推动关键产业技术进步。要做到产业融合，政府层面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出台支持产业间合作的政策措施；行业机构可通过关键技术立项，整合相关产业资源；汽车企业应主动与跨学科领域机构加强合作，开展联合研发攻关。
　　第二个建议是通过政策引导，发挥体制优势，打通产业链断点和堵点。全面梳理汽车行业关键技术领域，建立“卡脖子”技术负面清单，通过政策引导，发挥体制优势，以生产企业为主体，集中全行业资源逐个突破汽车产业链关键技术。政府可牵头设立产业链重大技术专项，发挥市场优势，引入金融支持政策，通过设立专项基金，以“共建、共享”的理念逐个突破卡脖子技术。构建高效运行的科研体系，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科学研究，通过多种市场手段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大对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我国巨大的市场优势，在关键技术领域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强化市场牵引，谁能突破关键技术进步，就把市场给谁，极大地调动全行业、全社会优势资源，打通产业链断点、堵点。以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低碳化为技术领域，聚焦基础研究和颠覆性技术突破，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技术创新。
　　第三点建议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整零协同打造高效的供应链体系。深入研究用户需求，使用户、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形成高效联动的有机整体。在研发过程中，零部件企业提前介入，与整车企业协同研发，形成合力，基于需求链构建研发价值链，通过整零企业深度协同构建紧密的供应链体系。打破原有的整零合作模式，整零企业相互赋能，充分利用新四化变革赋予的巨大机遇，以创新链构建生态链，打造适合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产业创新体系。
　　第四个建议是在供应链模式上，由线式产业链升级为网状产业链。当前，汽车企业普遍采取线式的横向或纵向供应链模式，在新冠疫情叠加逆全球化背景下，许多整车企业的供应链出现供应不畅甚至断供的问题，线式供应链模式正在经历巨大考验，极大影响了整车企业的供应链安全并推高配套成本。具有生态结构优势的网状供应链模式更能适应环境变化，节约配套成本，更大限度的发挥众多供应链企业的特点，网状产业链可构建高效、低成本、有竞争力的配套模式，聚合各零部件企业核心优势，形成强大的竞争合力。